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和“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它们的开展不仅标志着历经3年试运行的辽博新馆迎来全面开馆，而且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博物馆书画鉴赏热。

自2018年8月17日起，以 “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正式对外试运行为标志的辽宁省博物馆新馆的全面开馆，将弥补过往的遗憾，充分发挥辽博的书画馆藏优势。因为辽宁省博物馆新馆的展览面积为2.4万余平方米、常设展数量13个、展线长度4200余延长米、上展文物6200余件、展出文物占馆藏文物总量比重5%、馆藏精品展出率70%以上⋯⋯诸多指标位居国内省级博物馆前列。俗话说，饮水当思掘井人。此次“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中的太多展品，让笔者想到了杨仁恺先生。是故，撰文赏析珍品的同时，更以此文缅怀先生。

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和“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它们的开展不仅标志着历经3年试运行的辽博新馆迎来全面开馆，而且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博物馆书画鉴赏热。

作为辽博新馆重点打造的特色专题馆，“中国古代绘画展”以中国绘画史为脉络，依托馆藏各代名品佳作，力求向观众系统介绍中国绘画的起源、发展、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央视《国家宝藏》中播出的《洛神赋图》，久负盛名、亮相奥运的《簪花仕女图》，文人皇帝赵佶的名作《瑞鹤图》以及明代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等，很多与观众多年未见的珍宝齐聚亮相，着实让书画爱好者、研究者趋之若鹜。

而在“中国古代书法展”中，《曹娥诔辞》《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张旭草书古诗四帖》《欧阳询书仲尼梦奠帖》等名作的联袂登场，再加上藏品以时代为序列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基本变迁轨迹，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永恒魅力。

辽博的织绣类文物以收藏家朱启钤的捐赠最为特色。本次“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分为缂丝与刺绣两个部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宋代的作品以及明代的顾绣，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册页》《牡丹图册页》，赵佶的《木槿花卉图册页》《紫鸾鹊谱轴》等将再现中国古代丝绣艺术的高超技艺，使观众领略观赏性织绣画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交相融会。

尽管“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和“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的首期将开展3个月，但已制定展品“定期轮转、闭馆养护”的展出方案，这既能对书画丝绣展品起到有效保护作用，又可以让观众欣赏到更多的馆藏精品；而具体的展览调整时间以辽博官方发布信息为准。

在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中，“杨仁恺先生”“杨老”是大家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杨仁恺（1915.10.1—2008.1.31），博物馆学家、书画鉴定家、艺术史论家和书法家，生前曾担任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文史馆名誉馆长等职，2000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

从1950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到2008年去世的近60年时间里，杨仁恺以超乎常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默默奉献、勤奋钻研，为辽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书画鉴定、征集和研究上也取得了累累硕果。

1950年8月30日，杨仁恺受命用9天的时间鉴定了120余件由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前身）的书画作品，这些书画是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放通化、擒获溥仪时得来的，即著名的“佚目物”。他在鉴定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笔记，并留下了《1950年东北博物馆庋藏溥仪书画鉴定报告书》手稿和“鉴定笔记”。

在“报告书”中，杨仁恺写道：“这一鉴定报告书的写成，标明书画本身的真赝，并说明其源流，按照时代分类列出，逐项加具注释，藉作这一件工作的总结。”可见他是以文物工作者、美术史专家和书画鉴定家的视角来审视这批书画的，可以说是这批书画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

“报告书”和“鉴定笔记”中共载有书法33件、绘画80件，这些书画多为流传有序的皇皇巨制，既是辽博书画藏品的定级，也是如今“书法馆”“绘画馆”的基础。

就“书法馆”一期展品而言有：王羲之写曹娥碑、开皇刻兰亭诗序、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张旭四帖、宋徽宗书千字文、宋高宗书洛神赋、欧阳修书欧氏谱图序七律诗卷、董其昌自书封敕稿、鲜于枢书王安石杂诗卷。

就“绘画馆”一期展品而言有：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周昉《仕女图卷》（即《簪花仕女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宋徽宗《瑞鹤图卷》、李伯时《白莲社图卷》。

上述珍贵的书画在历史长河中保存至今，可谓历经磨难，幸运的是辽博成了其最终的归宿。在此过程中，杨仁恺作为第一位鉴定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告书”以毛笔写在《兴京丁氏哀荣录》零散书页的背面，分别用纸绳装订为三册，一些内容经过了反复修改，其闪烁的学术光辉从中随处可见。如在论及《曹娥碑墨迹卷》时，先罗列了鉴藏印和收藏源流，又引用了14种文献资料，最后说道：

根据以上各家著录的记载，将《曹娥碑》肯定为王羲之书，最早是梁陶贞伯。宋高宗以及元、明人中，有的以为王著，有的以为晋或六朝人笔。总之，为了郑重起见，书法在《黄庭》《乐毅》《画赞》之间。隋唐诸家不能办此。再绢素缜密而厚，经纬极粗，唐以后无此绢素。宋高宗所题晋贤墨迹，当有慎重之处。吴升评其楷法，全法《曹娥》，自有根据。（详见杨仁恺《1950年东北博物馆庋藏溥仪书画鉴定报告书》，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一辑，2006年）

在论及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时，杨仁恺总结道：

董源画米元章仅见及真的五本。董其昌去米氏后五百年，倒是看到九本真的，而他一人竟藏七本，真可以雄视当时了。潇湘图、山口待渡图又为董画中的代表作，潇湘图卷头虽与此卷等，画较此卷为短，绢素不如此卷的整洁可爱。董其昌彼时所以推重潇湘图为董画第一，实有阿私的意思。山口待渡图卷，各项条件俱全，实有过潇湘之处。《石渠宝笈》评为次等宙一，其主子与臣工们的庸俗，由此可以概观了。（详见杨仁恺《1950年东北博物馆庋藏溥仪书画鉴定报告书》，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一辑，2006年）

虽然这时的杨仁恺年仅35岁，鉴定过程也才短短9天，但其扎实的文献基础、独具一格的眼光、严谨的学术精神，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令后人敬仰赞叹。

当别人问到杨仁恺学历时，他往往笑谈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这其实是指1949年前经常逛北京琉璃厂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一方面让其学到了书画鉴赏方面的许多知识，为日后成为鉴定大家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人脉，为博物馆征集书画奠定了基础。从杨仁恺到辽博工作开始，征集书画的重担就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

杨仁恺在《辽宁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征集文物纪略》中说道：“原东北博物馆从国民党的国立沈阳博物院接受来的古代书画作品，其数量极为有限，远不能构成一个粗略的体系，且逊于私家收藏的规模。1950年初，由东北人民银行移交伪满溥仪携逃未遂的历代法书名画120余件，这是一批极为重要的珍宝。时代自东晋至清乾隆年间，上下一千四百年。作品以唐宋为骨，元明为肉，对中国绘画史来说，基本上有了一个雏形，它是一个发育极不健全的头大尾小的畸形儿。从此以后，为了医治这个畸形儿，通过各种途径，重点征集明清作品，开始有计划地补救薄弱环节。但文物市场是一项特殊的商业行为，不是按需要生产，只能依靠社会上的自由流通，凭机遇办事。所可告慰的，我们与不少藏家有广泛的交往，同时又与京、津、沪、沈各地文物店建立多渠道的联系。凭着信义和友谊，历年来以捐赠和价购等形式，增添了不少明清藏品。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北京师大古文献专家启功教授和鉴藏家宋振庭、周怀民、俞涵青、夏莲居诸先生，以及荣宝斋、宝古斋等，上海高其渊昆仲、程景溪、徐介三诸先生和朵云轩、长春吉林大学罗继祖教授，沈阳徐志同志和辽宁文物店⋯⋯都给予无私的援助，情意可感！”（参见杨仁恺《沐雨楼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从“远不能构成一个粗略体系”到今日辽宁省博物馆成为书画收藏大馆，其漫长的书画征集历程从上文中可见一斑。杨仁恺与文中谈到的书画家和收藏家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绘画馆”中明董其昌《峰峦浑厚图》原是周怀民的藏品，这件作品是辽博仅有的两件董其昌绘画作品之一。清黄慎的《捧梅图》原是徐介山的藏品，也是黄慎的重要人物画作品。“书法馆”唐沈弘楷书《龙朔二年写经》原是罗继祖的藏品，明李应祯的行书《大石联句诗册》原是宋振庭的藏品，明倪元璐的行草书《自书诗》原是苏渊雷的藏品，皆是杨老经手征集。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曾经亲身经历过几次其父征集文物的过程，曾撰文说道：

1966年前的10年，平均每年父亲经手征集的书画近百件，其中仅1960年1月一次购入唐寅、祝允明、石涛及王原祁等人书画33件；1963年其陆续购入徐渭、吕纪、高其佩、唐寅等人三十余幅。改革开放后，私人资本进入文物收藏领域，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面临重大的考验。父亲凭借自己在文物界多年的信用和人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居然不可思议地征集到超过500件的明清书画。其中，1977年吉林大学的于省吾教授向辽博捐赠59件；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教授向辽博捐赠19件家传明清书画；1987年在上海政府的支持下从上海朵云轩征集了200余件；晚清著名收藏家高野侯的后人，高其渊、高其进昆仲捐赠117件，一直到2000年由菲律宾首富庄万里家族向辽博捐赠15件。（杨健、王琦著《鉴宝护宝 立言立德——纪念父亲杨仁恺》，《龢溪明月：杨仁恺先生纪念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在“绘画馆”中，明吕纪《狮头鹅图》、明文伯仁《松风高士图》、明周之冕《梅花野雉图》、清王时敏《南山积翠图》、清石涛《古木垂荫图》、清龚贤《一道飞泉图》、清赵之谦《牡丹图》、清吴昌硕《牡丹图》。

“书法馆”中的明祝允明《草书杜甫诗》、明唐寅行书《吴门避暑诗》、明陈淳行草书《越游诗》、明陈继儒行书《寿吴季常六十叙》、明张瑞图行书《王维诗》、明黄道周行书《进神宗实录诗》、清王铎《临唐太宗帖》、清傅山草书《龙王社鼓诗》、清高凤翰行书《论诗五首》、清永瑆行楷书《秋花诗》、清伊秉绶行书《蔷薇花诗》、清阮元《临天发神谶碑》、清何绍基楷书《絜园记》等展品都是于1960年至1963年经由杨仁恺从北京荣宝斋、宝古斋等处购入的。

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是一项集体行为，自然不能把上述文物的入藏功绩全部记于杨仁恺名下。但是杨仁恺以初期馆藏书画头重脚轻的客观条件，利用有限的经费谋划了建立系统的书法绘画脉络的征集方向，以多年的名誉和人脉拓展了征集的渠道，以鉴赏家的真知灼见在征集中去伪存真，甚至于将自己节衣缩食买下的一些书画也捐赠给博物馆，可见其在辽宁省博物馆书画藏品征集上的丰功伟绩足资载入史册。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谈到杨仁恺研究《簪花仕女图》时写道：在学术问题上，杨仁恺先生敢于坚持己见，如就《簪花仕女图》的创作年代问题，他与好友著名书画鉴赏家谢稚柳先生打起了多年的“笔墨官司”。他遍阅所涉书画史料，博览诸多史学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侧面入手，深入到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加以探索考察，又以现存史迹及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为辅证，发表了《周昉〈簪花仕女图〉真迹研究》、《关于〈簪花仕女图〉的再认识》、《关于〈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一文的管见及其他》等多篇论文，以大量、多方面的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了《簪花仕女图》是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仕女画的观点。（详见马宝杰著《杨仁恺先生的古书画鉴定生涯》，《龢溪明月：杨仁恺先生纪念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除令人信服的研究外，杨仁恺求真务实的学术争鸣精神更值得珍视。他对《竹雀双兔图》、《深山会棋图》的研究则更见其研究视野的开阔。

1974年4月，辽宁省博物馆在法库县叶茂台公社的七号辽墓发掘中发现了两轴古画，研究任务落到了杨仁恺肩上。他先后撰写了《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他》《叶茂台辽墓古画有关问题的再认识》；之后，在“克利夫兰中国古代绘画国际研讨会”上，将两文及不断探索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杨仁恺对这两幅古画的研究并未停止，其后撰写了《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的综合研究》一文——为一篇8万余字的论文，分别从“出土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主题内容”“艺术风格”“创作的年代”“作者的族属”“是否是冥画”“开封行货问题”“辽代绘画与汉文化的关系”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奠定了这两幅作品研究的基础，也为研究山水画的起源和风格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对辽博所藏的晋、唐、宋、元书画，杨仁恺鲜有未研究者，且其研究皆极有启发意义。如“书法馆”第二单元“隋唐书法”和第三单元“宋元书法”中的每件作品，杨仁恺都有专文研究：《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考》《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唐孙过庭〈千字文第五本〉墨迹考》《略谈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及其他》《宋高宗赵构的书法艺术和他的〈洛神赋〉考》《关于宋孝宗赵昚〈后赤壁赋〉的几点考察》等文章，都开拓了今人的研究，成为“书法馆”策展的基础。

今天，我们所见琳琅满目的馆藏书画，皆来之不易，这与杨仁恺等老一辈文博工作者披荆斩棘的工作密不可分，在策划书画馆的过程中，我们体味尤深。在杨仁恺逝世10周年之际，“书法馆”“绘画馆”终于同大家见面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或低头沉思，或高声赞叹，此情此景或可告慰杨仁恺的在天之灵。

而今，杨仁恺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和爱岗敬业的楷模形象感染着辽博的每一位员工，也感召着大家继承老一辈文博工作者的遗志，为建设新辽博、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