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颐，字伯年（1840－1896），生于浙江，名雄海上，清末时期画坛独树一帜。他的绘画作品不仅打破了前清沉沉欲眠的态势，更是影响了二十世纪整个画坛的承接和发展。

《驴背吟梅图》立轴，为纸本设色，纵176，横96cm，作于光绪丙戌春（1886年）正月上旬。这幅作品并非他的代表之作，作品打动人的关键，首先是感情的流露。当笔情、墨情、与真情聚积在一起时，无意地释放出了自身的天分，一幅上等作品的诞生应为情与才的显现，《驴背吟梅图》正因如此。

图中两人一驴，寒冬季节。一位彬彬老者，不顾霜天冰冻，一顶斗笠，项上围巾只留出神情自若的面部五官，风衣把人裹为一个整体出色的造型正坐于驴背之上。与旁边一位书僮，同往深山疏林处，寻得傲骨铮铮的腊梅为友，话与短长，只为心诗欲流。看那面部表情的充融，荡涤着一腔切切情愫，欲将诗性彻底而奔发的兴奋。室外赏梅自然一番神情如酥，腊冬的山色谦溢严和，之下的疏散梅林带着清野的奇香，沁心醉人、勾人诗怀。那天色近晚，全无归心，实在难以相别，无奈之余折得一组梅技，念念有词地由僮仆肩扛而返，乐意融融，读者自然与之相应其中。

《驴背吟梅图》画面形式的第一感觉被情而牵。它的用笔表达常有平淡中悠藏声节，画面能简则简、有则必须，构图自然而精妙，形式结合想象空间皆得益彰。任伯年的绘画作品虽然多以穷款，就他行笔流畅中的微妙转折、变迁足以吸引人的审美感观。他又多以中国绘画传统中十八描之“丁头鼠尾”为绘基，加之他俱生以来的绘画天分，把每一根“线”条用得合情合理，在阴阳顿挫之间张扬出韵律的舒情与线条变化后的雄浑，使造形更为精彩，真是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然了。于情于理、于笔于墨可算是没有一点点刻意之处，书僮肩上的一枝腊梅，参差成音的枝条繁而有势，正好打破了两人一驴三者之间的同等块面。

再看，斗笠的顶部白霜似雪，竹片斜着交叉穿插成的边沿，确成一个灰度，淡淡的赭石敷在面部，确好一条黑色围巾与书僮的帽子和驴同色，三者之间的互应又正好把三者的不同层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任伯年的勾线犹如弄琴般的生动，丰富的变化蕴藏着艺术最真切地的情感，总能诉说到读者对他作品审美的高度，渗透到骨子里面的愉悦，会意而静心地畅游于画面疏密技法的享受，品评着情感驾驭笔墨表达的丝丝内涵，诉颂在一帧画面的天地之间。可见一幅好的作品，魅力无穷，以情达意何等之重要。

／家训丁酉寒冬於敬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