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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六零——当代中国画60后艺术家提名展
发布时间:2017-08-21 来源: 作者:云庐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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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零六零  水墨先锋


文/杨维民

 

溯源中国画“水墨艺术”一说,通常认为,其概念是在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二元论”背景下,相对于西方艺术参照体系提出的,以“水墨”对应“油画”。然而,早在荆浩《笔法记》中就有“水墨晕章,兴吴唐代”之说,一语道出中国水墨画发展肇始。唐代开始,画家便以水墨抒情言志。王默“疯癫酒狂”,以头髻取墨,抵在纸上画画,或挥或扫,画完之后,宛若神巧,却不见墨污之迹。这正是中国水墨画最初的状态,直抒胸臆,心境交融,天然率真,不事雕琢。随后,文人画不断发展,中国画在“笔墨”一途上无论学理抑或实践都极大的丰富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方绘画的强势介入,传统绘画面临变革之势,其中虽强调向西洋绘画学习以图改良,却并没有对中国画的价值与笔墨的意义完全否定。

60 后一代艺术家,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动荡岁月,“文革”时期封闭的文化环境与高压的政治氛围,“破四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否定,成长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这代艺术家身上特有的革新意识,以致于他们后来的笔墨实践,虽然以传统的水墨画作为表现手段,却并不对传统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继承中国传统绘画的内在精神与笔墨技巧的同时,学古而不泥古,冲破传统束缚使之为我所用,其中有继承、有革新、也有坚守,即是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探索、开辟自我的创作之路。


如果说“文革”是60 后一代对“传统”游离态度的根源,那么,“八五新潮”则为他们能够在中西文化视域下确定艺术立场提供了直接的契机。政治解禁后文化气候日渐开放,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重新洗礼了被禁锢已久的自由渴望。随着高考的恢复,60 后成为解放后真正在中国学院体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艺术家。面对以西方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学院教育体系确立,传统中国画口授心传的师承模式遭遇冲击。西画的造型、光影和素描丰富了他们对于技法的认知,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蕴也潜移默化的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根性。身处艺术思维的最为活跃的艺术学院,他们不仅在艺术语言上逐渐探索并实现了融贯中西的技艺锤炼,并开始实践水墨由形式技法到观念表现的转型,以当下性的关注与思考,跳脱出传统水墨固有的语言程式,真正的走向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水墨表达。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画发展问题争论不断,现象不断。60 后作为亲历者、推动者,在这一艺术革新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价值与意义。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情境下,西方艺术的评判体系使中国当代艺术一度失语,中国画更是在与时代现实渐行渐远的隔阂中陷入“穷途末路”的焦虑当中,原本的语言系统及其中的东方美学传统在多元语境中被打破,水墨陷入瓶颈。在中国画求新求变的过程中,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自身面临着文化身份缺位的困境与尴尬,并希望在全球语境下获得话语席位,使中国画能够融入当下的本土文化情境中生发出新的发展路径。那么,如何创新发展中国画,成为一个宏大的方法论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艺术能够与世界艺术接轨,实现国际化,需要移植西方的艺术基因以重构当代水墨的话语系统。然而以东方哲学观、世界观为内在关照传统美学精神,在西方当代艺术体系的嫁接过程中势必形成文化断层,而流于形式导致本土性被摧毁,自身的文化价值也会随之消失。东西方艺术的关系问题,是两种文化在相互“观看”中,建立对方文化身份的认识和联想的过程。水墨是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认知,更是中国本土化的根本属性表征。因此,寻求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就必须回归到东方的内在文化系统中发掘可能。在这种诉求下,水墨热一时高涨。随着艺术界对中国水墨价值的重新认识,60 一代的水墨艺术家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的当代文化对话中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一方面承接传统绘画的文化内因与笔墨精髓,并试图在艺术表述中融入时代风格与现实关注,结合个体的人生体验与精神感悟,在当代艺术的本土性、时代性与艺术家个体之间寻求契合点。

今天,当代水墨已经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主流学术方阵,不断实现着自我演进与吐故纳新。不同代际的水墨艺术家们立足中国传统艺术土壤,从各自视角与文化关照出发,实践着当代水墨概念翻新与形式拓展。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生存环境,使艺术家的理念与思维模式往往具有同一性特征,这也是时代给予的独特烙印。六十年代的艺术家身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线性坐标中间,承接改革开放前后的过渡转折,并经历了本土艺术由现代到当代的转变,因此他们的艺术中有碰撞,有激变。与他们这一代不同,之前的50 后水墨画家“先生”,作为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一批艺术家,在创作中更加追求与传统的因袭融合,其作品传统性和政治功能性较强,技法上更讲求传统的师承关系而非学院派的概念;其后的70 后一代画家是当代水墨的“中坚”群体,在成熟的现代学院教育下形成了中西融合的艺术体系,并在现实关注的过程中探索水墨的当代言说的可能;80 后的水墨“新锐”,在水墨概念的认知上跨度更大,更加注重当代性的语言实践,以及基于自我表达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彰显。相较之下,60 后一代的水墨艺术家作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先锋”,经历了文革的思想禁锢,之后在八五新潮时期成长起来,同时也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派”,践行着中国水墨向当代的转型。他们有着传统的血脉,又在时代变革中生发了不限于传统的思辨,这种转变又不是彻底的背离和大跨度的超越。应该说,他们处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是中国水墨发展中继往开来的一代,担负着创新当代水墨本土性的重要课题。他们的艺术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当代水墨新的基点,也是中国当代水墨现场的重要篇章。



2017 年8 月18 日改于京城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