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何以为“和”?何以为“不同”?

如果放到当下的中国人物画教学来说，“趋同”与“求异”必然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从“徐蒋体系”所确立的教学范式伊始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席卷之下，以卢沉、周思聪、姚有多、李少文等诸位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率先对人物画的革新。面对“写实”性绘画的冲击，他们开始深入思考与实践“中西”技法的融汇，此时表现、构成等西画方式也被规划到中国人物画的教学当中。从人体结构入手，素描造型为基础，再添笔墨，已成为全国院校人物画教学的规范教程。

而三十年之后，我们也不得不在去思考这样的一套教学范式，是否仍旧通行?正如中央美院刘庆和教授所说：“在学院总的教学构建中，中国人物画教学仍然作为教学门类的主科，水墨和工笔这两种表现形式作为人物画教学的核心课程，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气息。新形势、新时期下关于写生和创作的话题又重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4月18日，适逢中央美术美院百年校庆日将近，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主办的全国艺术院校中国人物画教学展在央美美术馆正式开幕，这是继“为中国画”——山水、花鸟专业两次大型学术展览之后，又一次关于人物画教学上的全国院校内的集中讨论，围绕当下的教学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一场实际意义的“发声”。

人物画“趋同”的危机感

山水、人物、花鸟三大中国画学科，在建国之后，面貌上改观最大的当属人物画，因为时代面貌与大众审美的体现最多的是反映在人物身上。而统观当下，反映在各学院历年的毕业展与各种写生创作展中，所呈现的作品却出现一种“趋同性”，并已经是长时间持续的局面。

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殷双喜教授在研讨会上首先就举出一个“美女躺沙发”现象。就是在他参与过的全国美展油画展的评选中，出现许多这样的相似构图。而类比中国画，在人物画上这样的“美女姿势”同样大面积覆盖，旁边加个凳子弄两盘花，那么这种创作的意图和意义何在?

不仅是构图形式问题，在创作风格和技法上“像老师”也成为现在学生们绕不开的难题。通常情况下，本科一年级以基础造型训练为主，二、三年级分专业，进入所属工作室，开始有导师主要授课。对于学生来说，第一步直接的临摹对象就是自己导师的作品。同时在授课上，老师的教授的技法也普遍是按照自己的创作步骤来，从起形打稿到渲染上色，每一个步学生们都照做，长此以往，难免创作上“模式化”。也造成在毕业展上，很多学生的作品都是老师的“翻版”。不用看全身，看个脚指头，就知道这是谁的学生。

“趋同现象在高校尤其首先要引起警觉。”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周京新说。他认为教学上老师不应该带有两方面的误导：第一，不应该带有教师个人在创作当中独特的好恶。教师个人应该坚守的一个底线，你会什么就教给学生什么，你喜欢什么就教给学生什么，这肯定有问题;第二，我们不应该把非中国画或是完全背离中国画的东西摆在课堂上，因为中国画本身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对传统的认知与把握，甚至对传统经典技术语言的深入准确的理解和各自个性化的拓展。

“我个人觉得展览给我透露出的感觉就是创作当中的模糊性，有一种徘徊性，或者说是一种不彻底性。”青年美术评论家葛玉君以中央美院的人物画教学传统为例，从时代关切和中国画笔墨核心的传承进行了讨论。中央美院在徐悲鸿、蒋兆和后，到卢沉、周思聪等前辈，再到田黎明、刘庆和等诸位老师，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关切。在笔墨传承上，从90年代的国际化思潮与民族化思潮，2000年之后的对于当代艺术语境重新建构，对传统艺术重新梳理，包括市场经济兴起对大众文化、视觉文化的追求，以及新技术应用的潮流，都影响了人物画的整体面貌，但我们却发现整体语境的改变与人物画的变革并不完全对等。

而现在，趋同后果的危机正逐步在凸显。对于学生来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甚至到博士，十年的学习如果都是在一定程度内的“复制”，那么真实的创作是否还存在?如果当学生有一天“幡然悔悟”，摆脱老师的束缚，重新拿笔探索新面貌，一方面是时间的再次消耗，另外克服己有的模式也不是一件易事，正如有同学所说的：要蜕几层皮才行。

“写生”与“创作”的分割线

“到底写生跟创作怎么去区别?中央美院胡勃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在他看来，现在的写生没有了第一感官出现的原汁原味，而是多了有一些“后期加工”的成分。写生难道就不允许后期加工? “允许。我在研究生期间去写生，回来以后进行整理，把写生重新画一下，这里边就加进了创作的元素，整理以后肯定画面效果比我在现场画的要生动完美，但是要抓人物形象的神态体现就有所减弱。”

“很多课堂写生模特并不需要每分钟都去看的，可能看一眼就行了。现在高校招生有一些孩子进考场离模特很远，有人基本不看模特，或者就看一下是正面、侧面还是3/4侧面。有的还背着画，而且比对着画还强烈，还精确，还更好，所以我们的老院长说考试失效了。这种情况下对着模特写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到底是为了画得和模特像，还是说可以肆意变形，具有一种创作目的在?”殷双喜也抛出了诸多疑虑。

“总体来说目前人物画教学通过这个展览来看，大家处在高低上下左右不至于拉开太大局面的维度，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写生教学步入到一个瓶颈期有关。”中央美院图书馆副馆长曹庆晖说。

“不管是为了展览而提交还是日常积累的作品，都能够反映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画室化倾向，一个是模特化的倾向。不是说大家不关注社会生活，不走向基层写生，即便是走向基层写生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依旧是模特化的，跟在画室画画差不多。”曹庆晖讲述了现在写生教学面临的尴尬局面。

在院校教学中看，几乎所有的学科每学年都会组织外出考察活动，安徽黄村、云南大理、贵州苗寨、黄山、洛阳、西安、苏杭等地都是各大院校的热门景点。而所谓的实际写生也一般都是画一些简单的速写，或者直接启动拍照模式，回来对着照片整理加工，用现成的模式技法完成作品。

学生在进行写生训练后如何转到创作中来?“往往能看到本科生毕业创作中出现很多写生罗列的问题，这是转换写生的意识。首先在理念上，我觉得应该把创作与写生之间的关系讲透一些，避免把写生放大化或者是把人物组合数量的增加作为一种创作与写生的过渡。”党震结合教学提出，要融合当代的视觉图像、包括重新认识传统，这些问题应该放在研究生教学或是本科高年级教学中，形成一套有效的方式来开展。

写生与创作如何分隔?如何衔接?其实中间要把握一个“度”。子之矛，彼之盾，写生追求的“逼真”与创作追求的“意趣”看起来是一种相悖，但如果持续不断的顺着单一的导向走，一定会出现偏差。正如周京新所强调的教学意识要纠正方向，在写生与创作之间把握平衡，甚至是一种对立下的碰撞。

在基础上的“求异”

“中国人物画面临的境界和状态，我是担心的，这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何把中国人物画在教学结构里面摆清楚?因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不管是工笔人物画，还是写意人物画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探索性。”作为已经在中央美院学习以及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的唐勇力教授认为，虽然近些年大家从作品来看可以看到不同的创作取向，但是却看不到庞大的中国画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们可以回忆起60年代出版的方增先那本薄薄小册子《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竟成了日后陆续出版的同类性质诸多技法书的母本。方增先的造型法则，基础练习，再加上周昌谷、李震坚一系列关于色墨技法的经验总结构筑了“浙派人物画”的基本体系。

70年代的北京以卢沉、周思聪为代表的人物画家，更以笔墨为核心往前推进。80年代以降，卢沉先后创作了人体写生系列、彝族女子系列等，完成了由“外向”到“内省”的风格与体验的转换。尤其后期教学当中加入西方“构成课”，拓宽水墨人物画的面貌。

“人物画发展才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里边遇到的问题，比如素描的问题、笔墨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当代性的问题、造型的审美问题……统统都是在我们40年里经过的。我们这代人把上一代的一些问题灌在脑子里我们苦于实践，而我的实践理想就是随着这棵树的不断增高，问题也就不断地增高，随着这棵树的枝繁叶茂，从阴面到阳面，从受风面到背风面所有的问题都通过画的方式体尝一遍，作为一个水墨人物的实践者我的理想是这样做。”中央美院王晓辉老师说。

“从教育角度，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学生还要问我老师素描跟水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传统笔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这代人已经解决的差不多或者说正在解决。我更认为下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还是纠结于一个同样的问题这是当代教育的悲哀！如果这样的话，都尽其所能，从不同的角度让下一代不要再前面的路上消耗青春。教育在发展我们的人物画就在发展，向未来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去过渡。”王晓辉最后谈到。

今后人物画发展的取向是什么?到新世纪后，各大院校在教学体系上的完善，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往前走，再次发力革新人物画，却显得有些徘徊不觉。唐勇力认为，人物画面临的根本问是还是“造型问题”，基础没有打好，是无法走远的，更何谈创新。“人物画笔墨是第二位的，造型是第一位的。这个问题是今后中国画人物画教学过程当中，不管是工笔还是写意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他还提出，面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作为美术学院来讲将来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型方向;一个是现代型方向。两者殊途同归，进行一场教学探索。

党震认为在教学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层。首先技术层面，包括怎么用笔、找形、笔墨之间的关系，还有用色，到最后画面整体的处理，其实应该有一个体系的方式来训练，这个方面如果是非常明确、有连贯性的训练，在本科的二三年级是很有效果的。第二个层面是如何让学生理解自身与笔墨语言关系之间的协调性。怎么能把个人感受加到里面，就是写生与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应该放在本科的高年级或者是研究生的阶段进行。

在教学明确下，不同阶段的不同展现，也许可以为人物画教学拓展出一个新的面貌，继续人物画所望保持的鲜活感。正如曹庆晖在会上的呼吁：这些社会上的万千大众不只是被当做“画室对象”处理，而是在“民生关怀”下的，要强调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的主动回应，怎么办、怎么想、怎么干?这是高校教育要担当的责任和艰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