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书画鉴定至目前为止，主要依靠目鉴，恁籍鉴定者的知识和经验，佐以资料考证，判断作品的真伪和时代，这种鉴定方法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个人主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古陶瓷、青铜器等鉴定领域，逐渐出现运用科学仪器和方法进行年代和成分检测的新学科，在文物鉴定上前进了一大步。而在书画鉴定方面，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在探索和初试阶段。

至今书画鉴定科学方法的运用，据我所知大致有这样几项。一是运用软X光摄影拍摄分层照片和浅暗的印章、文字，有助于鉴定。二是运用电子显微镜和其它仪嚣，分析纸张的成分和结构，建立数据信息库，提供比对标本。三是运用粒子光射对印章的印泥进行成分分析，建立个体画家印泥数据库，提供比对标本。

这些方面的实验应当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和深化，同时探索新的科学鉴定方法，给书画鉴定予有力的科学支撑。

 正文

古书画的鉴定是一门新的学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辈书画鉴定专家张葱玉、徐邦达、谢稚柳、刘九庵、王以坤等先生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书画鉴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建立起中国书画鉴定的新方法论。基本方法的核心还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总结，概括地说还是经验和知识作为主体，我们称之为目鉴，也就是凭籍眼光来鉴定，真假是非好坏完全凭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再加上印章、题跋、考证、文献、著录、出版等辅助依据，来判断作品的真伪和时代。因此古书画的鉴定有很大的一种模糊性和个人主观性，就像启功先生说的书画鉴定是一门模糊的学科。它不像其它的学科可以精确到用数字来定性。对古书画的鉴定往往是见仁见智，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人们如何来判断意见的可信度，往往是看鉴定家的名声和经验，鉴定家名气越大，相信的人越多，一言九鼎；如果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鉴定人话语，大家就不大相信，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鉴定困惑。

当今在陶瓷、青铜器等的鉴定工作中已经引入了运用现代科学仪器进行时代和成分测试的新方法，例如热释光、激光等测定，在文物鉴定上前进了一大步。而在书画鉴定方面，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在探索和初试阶段。

我在博物馆工作了40多年，接触到了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人员尝试用科学方法对古书画进行一些辅助的鉴定，这些鉴定对我们以后探索科学鉴定方法是很有帮助的。以下举几个例子。

第一例子，唐摹王羲之《上虞帖》，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这件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物资中发现的，是上博的一位鉴定人员万育仁先生在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里一堆次品的书画中发现的，他觉得纸质很古，又有玉装手卷轴头，这是宋及以前的装潢形式，字卷引首有金字题签：“东晋王羲之上虞帖”，他觉得这个手卷不能随便扔掉，就带回到了馆里。后来请馆里和北京来的鉴定专家看这件作品，他们把这个帖与北宋刻的《淳化阁帖》中的《得书帖》（即上虞帖）进行了比对，发现字体方面有明显的相异之处，怀疑它不是唐摹本，是宋代的临摹本。1975年馆里将这件作品送到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家里，请他鉴看。谢先生看了书法，认为很像王羲之较早年的草书书风，后又认为前引首的题签应是宋徽宗所题，并发现字卷左上方有墨印“集贤院御书印“，这是南唐李中主的内府收藏印，在左下方又有一方朱文印，上面复盖了另一方印，印文浅淡模糊。他说今天天气不好，明天再拿来看。第二天，谢先生拿到窗口对着阳光，看清了印文中三个字，即内、同、印，他猛然回忆起画史上曾纪载南唐内府有一方收藏印”内合同印”，与“集贤院御书印”合用者即称为“金图书”，此印应就是“内合同印”，说明这件手卷在南唐时已入藏内府，则它为唐代摹本是无可怀疑的了，而且它是《淳化阁帖》中《得书帖》的祖本。以后，谢先生对《上虞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写成了专文《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在《文物》1977年第三期上发表。1977年5月，委请上博科学实验室的祝鸿范先生，运用软X光摄影技术，拍摄《上虞帖》上几枚较模糊的印章，软X片强化了色调的反差，使“内合同印”四字豁然显示出来，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了目鉴的结论，有力地加强了《上虞帖》断代鉴定的可信性。

第二个例子，南唐董源《溪岸图》。198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召开了一次“中国画的真实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参加，就《溪岸图》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方以方闻教授、班宗华教授、何慕文研究员等为代表，认为是南唐画家董源的唯一传世真迹。另一方是以高居翰教授、古原宏伸教授等为代表，否定它是董源的作品，并提出是由张大千伪造的赝品。中国学者启功教授、杨仁恺先生、傅熹年先生和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等，认为应是五代末、北宋初的画迹，直承董源的画风。大都会博物馆用软X光摄影对画幅进行了摄片，把画幅底下的残破部分全部拍出来了，而且拍摄了好多层，破损的痕迹不一样，显示这张画前后装裱过三次，说明这张画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沧桑，不可能是现代人作伪，张大千造一张假画，还反复把它弄破了装裱了三次，有可能吗？此外，用软X光拍了许多看不清的印章，如南宋贾似道的“秋壑”朱文印、南宋赵与懃“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朱文印、元柯九思“丹丘柯九思章”朱文印、“柯氏敬仲“朱文印、明初“典礼稽察使印”朱文半印等，都显现出来，其中“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丹丘柯九思章”与传世作品中的相同印比照均相符，可证明它至少在南宋时已经流传收藏。软X光还拍摄了模糊的署款“后苑副使臣董元画”，而董源在元以前史籍中都写为“元”。亦增加了它在元以前就已流传的经历。

第三个例子，南宋梁楷《八高僧图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收入上海博物馆，是以宋代无款画收购的，价格较便宜。此卷绢本，画面很暗，上面有很多浮灰。后来经过漂洗装裱，画面明亮干净许多，经过仔细察看，发现四段画面上有署款“梁楷”，原来因为灰暗不清，看上去像树干的皴笔或是树石的苔点，现在看清是署款，款字写法与传世梁楷的款字相合，画风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释迦出山图》相一政，属他中年画风，这是大陆博物馆现存最精最长的梁楷画卷。这说明装裱对于书画的鉴定能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第四个例子，南宋《补纳图》，北京师范学院有一位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朋友收有一幅《补纳图》，纸色古旧，画风与相传五代宋初石恪《二祖调心图》（今人考辨为南宋画）和南宋梁楷的《布袋和尚图》相似，但是不能确定。他拿来和我一起商讨，此图尚未装裱，我建议能否在边角取一点纸屑，请纸张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分析，以确定它的时代。后来有一位北京纸张研究所的专家来我馆讲课，她对历代的纸张进行过测试，通过高倍显微镜和特制药水对纸张纤维进行观察，判断材质组成和结构形式，然后确定时代。她已经鉴定了很多纸张，已经建立了一个信息库，可以作为纸张时代鉴别的参照系。我就把这留存的很小一片纸给她，她取了一点点纸屑作了观察，说里面有麻、竹的纤维，这张纸是南宋的可能性很大。结合画风，这件作品基本上确定是南宋时代没有问题。

第五个例子，是对书画所用印泥的分析。这一设想现在祗是进行了探索试验。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博士生，他希望与博物馆合作，对古书画中使用的墨、颜料、印泥等原料进行分析，通过科学仪器粒子束的射击，可以解析出它们的化学成分和比例，建立谱系，为鉴定时代和作者确立参照系。当时马承源馆长支持这项实验，由博物馆提供了宋代和明代的墨小块，供他测试，他测出了墨的成分和比例。然而要建立有价值的数据库，需要大量的样本，博物馆无法提供。为此，我们建议能否先从印泥着手，因为古代一位书画家一生中使用的墨的数量可能是很多的，但使用的印泥一般为数有限，有规律可循。但是要博物馆提取大量书画原作去大学实验室测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建议先做一个探索试验，即取与印泥相类似的邮票作试验，例如可取1980年庚申年的猴年邮票作为样本，猴票当时发行数量有限，后来价格猛增，以致出现很多复制和仿造的猴票，由于不同次和不同年份印制使用的油墨不会完全相同，其成分必有差别，通过成分测定可以列出原版和复制版的成分表，为鉴定真猴票树立标准。他很同意这个设想，后来与集邮公司联系，取到了不同样本，进行测试，果然测试到了不同的成分数据，以此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邮票成分测试的成功为书画印泥的测试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试验对一个画家所用印泥进行系统的测试，建立谱系，为以后鉴定这位书画家的作品提供有力的参照系，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帮助古书画鉴定已经开启了航线，希望有志于文物鉴定事业的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大胆地创造，大胆地探索，为科学鉴定书画建立一套新的方法，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单国霖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