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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创作了时代 ——石涛的心性与笔墨研究(节选一)
发布时间:2017-07-25 来源: 作者:张继刚
  



书画鉴定心性学概论


心性,谓之性情、性格。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中指“心”和“性”。 战国时期孟子有“尽心知性”之说。其后佛教各宗盛谈心性,禅宗认为“心”即是“性”,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心性不异,即心即性”等。晋人葛洪 《抱朴子·交际》“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业,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宋儒亦喜谈心性,然各家解说亦不一。邵雍在《观物内篇》中提出“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心既无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语心哉!是知,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谓其善事于心者也”。程颐、朱熹等以为“性”即“天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故“心”“性”有别。陆九渊则主张“心即理也”,认为“心”“性”无别。其说虽不同,而均属唯心主义。邵雍学说确定了宋明理学中重视克服“过心”胜于克服“过身”的修养功夫论的传统。这一学说,经过胡宏、张斌的确认,再之后被朱熹的弟子能节编入《性理大全》。阳明心学学者亦认同这一学说。王阳明弟子南元善,明末心学家刘宗周,清初心学家李二曲等皆认可这一思想。王夫之鉴于对阳明后学的批判和对修养功夫的艰难性的认识,在其《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中提出了不同于邵雍所提出的修养功夫的大传统,重视克服“身过”胜于重视“心过”的修养功夫论的主张。戴震“志存闻道”“由词以通其道”“求道明理”的明确认识与诉求,他采取为《孟子》作疏证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提出“人道本于性,性源于天道”,从而用“性”连接了天道与人道,形成他独特的心性思想。从气化生成的观点来规定人性,反对宋儒以所谓“天理”来“凑泊附著以为性”,把其人性理论建构在坚实的“血气心知”基础之上。戴震对“性”的论述,已不单纯局限于“性”自身,而是具有超越“性”自身的伦理学的含义。从晋至清代诸家对心性研究阐述,已成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类发展中不可越过的人生思考与思想追求中践行的过程。

予认为“心”为生发灭亡之始,“性”为情绪生灭之根。“心”为原始,“性”为欲增。故二者相生相克,至善完美,方为道恒,否亦亡之。“心”生发于思,“性”生发于情,此二者亦为思想情致之源头,人亦丰之亦寡之,得者乐,失者亦乐。生活如此,从艺亦然,哲学为书画创作之根本。作品内涵外象,笔墨情趣,诗情画意,深邃境界,无不源于画家“心性”之始发,往之舒之。故予书画鉴定之学理亦从画家“心性”中得以开示,在前人目鉴、比较、分析、考证等基础上加以研究察之,获益定论。此为予“书画鉴定心性学”学理耳。

 

张继刚

丁酉年六月撰于京华云庐


一、避难与行踪

    

石涛,生于1642年,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广西桂林人。明宗室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朱亨嘉长子。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八月初三日,其父朱亨嘉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但因势力单薄,被丁魁楚、瞿式耜所擒,押往南明政权首都福州锒铛下狱,并于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被唐王朱聿键处死,监国失败。此时襁褓中的朱若极已由仆人带出,从桂林逃到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以原济石涛僧人身份度过了他童年及少年的大部分时光,约在十岁或十一岁时离开全州,沿湘江北上,过洞庭湖到达武昌,石涛与其保护者原亮喝涛,号鹿翁的僧人避居武昌寺庙七年。石涛约在1654年-1658年间,拜识罢职赋闲在家的官员陈一道初习书画(陈一道非明遗民,是汉人第一世与满清合作官员,1647的年进士,约卒于1661年),根据李驎所书传记:“年十岁即好学聚古书,然不知读或。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居武昌期间石涛遍游楚地,约于1657年十六岁时返回武昌经衡阳宿衡山。取道登岳阳楼,心思故乡全州,发出无限感慨,写下了“军声正摇荡”的句子,表达了“少小离家国之憾”。这次壮游,山川奇景,给石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于1687年创作扇画《衡山图》,带来了很多回忆,此扇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涛在武昌期间,未能思考追随哪位禅宗大师门下为徒,当他决定此事时则与其政治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十五年后他在《生平行》中阐述了入禅门这一瞬间的决定,是与其个人得到韩愈法书拓本有关系,“韩碑元尊焕突兀,片言上下旁无人。掉头不顾行涕泗,筮之以筵吴楚林”。韩愈激励人心,颂杨中节的文章刻在唐宪宗(806年—821年)的军功碑上,为唐王朝的倾颓延缓了命运,石涛通过韩愈法书拓本联想到以抵抗清王朝为宗旨的南明王朝的灭亡,是无力回天的事实,石涛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政治倾向是决定石涛离别楚地的真正原因。石涛认为若留在楚地,必然要去追随临济宗天童系的汉月法藏,汉月法藏的弟子们在楚地湖南衡山及其它地方颇有势力,并对明王朝遗民抱有同情态度并给于多面的支持。若去吴地追随木陈道忞(1596年—1674年)、旅庵本月(卒于1676年)门下,前途会更好。木陈是浙江一带的住持,于1659年受邀到北京为虔诚的顺治皇帝服务,投入大清怀抱。木陈道忞回到南方后,随他同去旅庵便留下来取代了木陈的地位,顺治于1661年驾崩后,少年的康熙皇帝不近佛教,旅庵本月于1665年前回到了南方,在松江青浦落脚。石涛与喝涛选择了吴地,亦是选择了与清朝合作的路线,在《生平行》里隐约道出:“眷言来嘉招,袂耸访名秀。浮云去何心,沧波任相就”。石涛与喝涛于1664年初离开了武昌,先去了江西庐山,住在木陈道忞曾主持过的开先寺,后去青浦归拜旅庵门下,为旅庵本月弟子,“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眏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先老人旅庵),帝庭来归领岩窦。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石涛后来还刻了一方印章:“善果月(旅庵)之子天同忞(木陈)之孙石涛济”。入旅庵门下,这位年轻的僧人被要求云游四方,石涛与喝涛这一时期频繁的穿梭于江苏浙江各地的临济宗寺院,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地。与志趣相投的僧人及文人往来,受到欢迎。石涛与喝涛约在1666年来到宣城,于当地寺庙间流徒。后访歙县,于1667年首次登上黄山,写下了“三竺遥连三障开,越烟吴月纷崔嵬。招携猿鹤赏不竭。望中忽出轩辕台。银铺海色接香雾,云涌仙起凌蓬莱”的诗句。于1667年-1670年间主要居住歙县,原因是离黄山较近,和当地活跃的文化团体接触,亦与来自于直隶官员1667年的徽州太守曹鼎望(1618年—1693年)在黄山相识,曹氏并向石涛订购了描绘黄山的大册页,随之二人交往亲密,石涛得到了曹鼎望的资助,于1669年再次与曹鼎望之子曹鈖登上黄山,曹鈖为业余画家,后入中央政府官至内阁中书,石涛后与曹氏多有往来。17世纪60年代宣城文化活跃,石涛加入了当地乡绅组织的“诗画社”,与社中成员诗画往来,社长施闰章(1619年—1683年)、高咏(生于1622年)分别被推荐参与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特考,二人进入翰林院任职,施闰章1649年进士,亦为清政府官员,社员还有一位画家梅清(1623年—1697年)1654年中举人,与石涛来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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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石涛 《赠刘石头册》 03


石涛于1670年—1671年间返居宣城,又与喝涛重新来往,在《生平行》中解释了在歙县与曹鼎望交往并希望能回到宗教界愿望:“不道还期黄蘗京,敬亭又伴孤云住”。在曹鼎望的支持下,石涛与喝涛于1671年接管了广教寺,广教寺位于宣城北敬亭山南面,是临济宗祖师、临济义玄(卒于867年)之师黃蘗希运850年所建。清初由旅庵本月倡议修复。这期间石涛居住寺中处理寺务。1673年间过扬州停留,歇脚于静慧园。木陈道忞此时在扬州对岸镇江过着隐居生活,1674年6月木陈圆寂,石涛回宣城。于1675年开始远游,去旅庵所在的松江地区,年底回到宣城。1676年春天与泾县知县全州同乡邓琪棻(1674年—1681年在任)订交。也就在期间石涛第三次登上黄山。1678年夏天,石涛受邀到南京西天寺,约在南京居住了二年,名义上还属广教寺人,西天寺是石涛主要的居住场所,期间与诗僧祖琳交善,祖琳旅庵门下弟子,为石涛佛教事业转变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680年石涛正式脱离了广教寺,转入长干寺(报恩寺),在寺中得到一间属于自己的禅堂“一枝阁”。从《生平行》中能看出此时的石涛心境:“朅来游倦思稍憩,有友长干许禅寄。金地珠林总等闲,一枝寥寂真余计”。再他看来,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自己崭新的阶段就要开始。兴奋的写下组诗,并与水墨绘成的一枝阁图,合璧一卷。其实一枝阁是一间很破旧的小屋,石涛在诗中也曾描述“半榻悬空稳,孤铛就地支”,“梦定随孤鹤,心亲见毒龙”的景象与此时的心境。1680年-1682年间,石涛过着与世隔绝“谢客欲尽难为情,客来妙不掠逢迎”的僧侣生活。李驎在《大涤子传》提到石涛拒绝访客事,并述“惟隐者张南村(张惣1619年-1694年)至,则出龛与之谈,间并驴走钟山,稽首于孝陵松树下”。然而168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让石涛兴奋不已,康熙皇帝宣布次年南巡,巡幸南京与长干寺,这对石涛来说,是一次能见到上颜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正巧宣城官员郑瑚山受命募集画家绘制江南地区的地图及胜景图,郑瑚山找到了石涛,使石涛兴奋,认为这是向朝廷晋身之阶。作诗赠郑瑚山并钤上“臣僧”印:“宣州司马多清声,扣关日午遥相寻。问禅直扫众人见,文彩风流向上论。当今诏下图丘壑,缥帙山林恣搜索。画师如云妙手谁?请君放眼慢惊愕。一言鉴别万眼注,并州快剪分毫素。欲问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通知遇”。最终郑瑚山并没有给石涛带来任何结果,石涛只好又求助于江南学道赵崙(1636年-1695年)。赵氏或有关怀,康熙巡幸长干寺时,石涛是众僧人中的一个,康熙于众僧人面前私寻问题,而内容古今不详,石涛当时以“结舌口忙忙”的尴尬行为而自呆。后来石涛专门作诗记录这件事。南京期间,石涛与禅宗组织里遇到一些问题,陈鼎谈到了僧侣对石涛过于求世俗的“毁”与“憎”, 1701年石涛在新年诗中写到“人闻此语莫伤感,吾道清湘岂是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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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石涛《十六尊者图卷》

1686年下半年,石涛计划北京一游,于是年底回扬州居住,1687年春启程前往北京,在途中宿清江浦慈荫庵的临济禅寺,此庵中的高僧玉林通琇(1614年-1675年)属于盘山脉系,与天童脉系不合颉颃,自然对这位要北上进京“木陈之孙”的石涛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而此时石涛随身携带的三卷画作尽失(亦复制赠曹鼎望的白描《十六尊者图卷》,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于是石涛无奈返回扬州,准备再度上京。这次回到扬州参加了“春江社”,扩展了社会关系,结识了更多的遗民,其中包括费密等人。石涛虽然多与遗民来往,但在他心中寻求清政府的支持是没有变的,1689年当康熙二度巡幸江南到达扬州时,石涛也全心全意的列在欢迎仪式的队伍里,并作了讴歌康熙皇帝的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咏芜城”。石涛在1689年底所绘的图册,画页上录了这首诗,诗冠题“海晏河清”四字为标题,落款以“臣僧元济九顿首”,从图册内容款字上看确是石涛为献康熙皇帝而作。后来石涛又创作一幅更为复杂的山水卷,题为《客广陵平山道上见驾纪事二首》,描写与皇帝接触驾前瞬间的感受:“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个焰,云拥祥云天际边”。从这两首诗来看,石涛欲近康熙的愿望是有着精心思考与策划的,是想自己也能像木陈道忞、旅庵本月那样受到皇帝关怀。企图完成禅宗僧人等级的高位,但最终是无法满意的,石涛在此次迎驾时也获收益订交了贵族博尔都等皇帝身边近臣。

1689年底石涛从扬州返回南京,落脚西天寺,与喝涛会面与祖琳、祖庵征询北上意见,僧侣特别冷谈,这让石涛感到不安。信徒田林所言:“人言诞殊甚,多不谓公存。见面翻相讶,高怀未暇论”。无奈石涛于1690年初回到扬州,并于是年春前往北京。到京后借居在南京相识的朋友官员王封溁宅邸,约有一年半之久,并以“且憨斋”为家。王氏广西人(卒1706年),官吏部右侍郎,石涛到访时,巧的是王封溁丧亲丁忧,过着退隐生活,正好与石涛畅怀。王封溁于1685年得到石涛一幅画作及几卷小轴,期间请石涛分别加题。石涛在北京借居的日子,得到朝中四位官员资助,王封溁、王封溁亲属王泽弘(1626年-1708年)、礼部尚书王骘、博尔都,石涛于1690年为王骘创作了四件作品,博尔都是清太祖曾孙,收藏家余事绘画,一般认为石涛北上是受到博尔都的鼓励。博尔都为提高石涛画名,还特别在1691年初按排石涛与王原祁会面,为此博尔都先请石涛绘一竹图,画面留有空间,同时也请王原祁画几幅山留有添笔空间,二人合作多幅作品,此时王石谷应诏北京主持记录康熙1689年南行《南巡图卷》创作,应博尔都邀请与石涛合作多件作品。石涛还得到另外一位皇亲岳端(1671年-1704年)的支持,岳端是博尔都的表亲,是平定三潘之乱功臣多罗安郡王岳乐(卒1689年)的十八子,石涛在京期间认为最荣幸的一件事,是造访皇子宅邸,并应邀使用明皇室的瓷管毛笔,这在石涛的生命中自认为是无尚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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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石涛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


然而,石涛在京只限于书画雅集娱事,石涛的远大志向,进阶禅宗的高位追求最终未能如愿,石涛郁闷在心。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康熙对朝中汉人知识分子掌控的十分严密,同时也是改革派领袖李光地在“气”与“理”关系抽象问题上立场改变的时刻,李氏原追寻“阳明心学”,倡导思想解放,从主要气派学说的重要人物改变为朱熹理学的推动者。李氏对“理”的阐述成为清延基本的思想工具,影响了一系列的文化发展与艺术创作,书画必然回到仿古派上,石涛的绘画思想及其笔墨在这个时代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1691年为王封溁创作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卷上,题满了受挫心绪:“今之游于笔墨者,总是名山大川未览,幽岩独屋何居。出郭何曾百里,入室那容半年。交泛滥之酒杯,货簇新之董。道眼未明,纵横习气。安可辨焉?目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赏鉴云乎哉?”有文字表明石涛对仿古画派也有赞誉,认为是延续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另外一种方式,在他心里反对的是那些鉴赏有误乏味的大臣,怨恨他们没有把他推荐给康熙皇帝。1691年冬石涛离开北京去天津,途中遇见从广州来北京的僧人具辉,具辉来京的目的是要让皇帝允许他归返原本寺庙做主持,这件事又燃起了石涛往日的追求,便把手中画作及皇帝两次南巡时所作诗卷展示给具辉看,意在具辉见到皇帝时替他美言。石涛到天津后住在大悲院,会见了友人大悲院住持世高禅师,并见到了世高禅师的俗家弟子,石涛早期的绘画导师梁洪(梁洪湖北书法、篆刻家),通过这位禅师诗僧,石涛这一年认识了张霔、张霖堂兄弟(张霔1659年-1704年,张霖卒于1713年,当地大盐商),得到了资助。1692年春石涛再次回到北京,在该年三月份画作落款中记下了海潮寺。夏天作诗向友人作别,可是到九月才去天津稍事停留返回南方,从夏天到九月期间无画作著录,可能是因病误了归期,石涛以画、诗、禅学欲求高阶僧职之位的梦想完全破灭,加之在北京天津困顿处境,迫使他不得不思考人生方向,在1691年冬天写给张霖诗作中可见端倪:“半生南北老风尘,出世多从入世亲。客久不知身是苦,为僧少见意中人”。石涛回到扬州后,于1693年初夏落脚于学公山中有声阁。学公(王学巨),与石涛1687年结识,他是春江诗社的领䄂。石涛后又移居位于扬州城西北甘泉山区的一座私人宅院——吴山亭。根据以诗社名士姚曼所作的画册推断,吴山亭或许为姚曼所有,后回到扬州,在僧舍大树堂居住,秋天回到静慧园至1695年春天离开。初夏到安徽造访了归田的大学士李天馥(1635年-1699年)家,从安徽回到扬州后又小居商人许松龄家中,为其创作一部画册,期间为黄又创作图册。九月间在扬州为禅僧不器作山水画册,跋“无发无冠没两般,解成画里一渔竿。芦花浅水不知处,若大乾坤收拾间”这首诗反映出石涛内心的变化,《秦淮忆旧》册页有一页首次用“大涤子尊者济”款式,济为“原济”,“尊”为佛教用语,“大涤子”则是道教玄音(大涤子洞是道教圣迹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三十四洞天,位于浙江余杭大涤子山中)。这套图册是为黄吉暹创作的,尾页题“因忆昔时秦淮探梅聚首之地,写以就教”。扬州遗民陶季(1616年-1699年)之子陶蔚记录石涛“忽蓄发为黄冠,题其堂为大涤,同仁遂以呼之”。李驎1770年的文字记录“名登玉牒伤孩抱,迹托黄冠避却尘”。广东官员梁佩兰(1632年-1708年)在1703年写道:“得似神仙住人世,丹砂还学铸黄金”。居住在扬州的遗民姜实节(1647年-1609年)在1604年记“白发黄冠”。1697年以后,石涛已公开道教身份,石涛对八大的推崇,是在1694年秋给黄律的册页中所题“淋漓奇怪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而两人书画间接往来约在1696年,有一位扬州的藏家请八大写陶渊明《桃花源记》,再回扬州请石涛补图。䃼后石涛跋:“山人书与画,绝妙海内,吾友老石。远寄广陵,命予作画,千里同风,一堂快乐”。1696年经收藏家程京萼的努力下,两位王孙有书画亲密往来。1697年2月石涛在大涤子堂题咏八大水仙册页:“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兴到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八大山人即当年雪个也,淋漓仙去,余观偶题”。八大在石涛的兰花作品上亦题:“禅与画皆分南北,而石尊者画兰,则自成一家也”。1698年-1699年间从石涛复八大信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往来:“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并要求八大为他画一幅画,并向八大强调自己已经脱离僧伽而成为道士:“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橼,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堂也。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八大还曾派江西赣州的侄儿向石涛学习。石涛的大涤子堂位于扬州新城外缘,商业文化亍市之中,三间不大的屋子,屋内悬挂八大山人为他画的大涤子草堂图。石涛在扬州的顾主很多,有地方绅士兴化的王氏、李氏、宝应的项氏等,十年扬州是石涛成功的由禅僧转为道士和职业画家的身份,这十年也是石涛在艺术上创作最耀煌的时期,而这一切都与扬州当时的文化环境及经济繁荣有关。这一时期石涛创作了很多著名作品及诗词,《竹西之图》《岳阳楼册页》、1685年《四时写兴图》、1691年《古木垂荫图》、1693年《仿倪黄山水扇面》《溪南想思图》、1694《写竹十二屏》、1695年《巢湖图》、1698年为葛翁创作的立轴《山水图》、1705年《山水折扇》等大量作品传世。1708年石涛溘然长逝,葬于蜀冈隆庆寺后,墓建在蜀冈平山堂后。石涛生前曾自画《墓门图》,并题“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广陵诗事》)。




节选自:

张继刚著/《他创作了时代——石涛的心性与笔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