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在当今华语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变相：有人以继承的名义创新、有人以创新的名义革命、有人以革命的名义颠覆，堪称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而收藏界和批评界也不甘寂寞：有人以增值的目的褒贬、有人以喜好的取向评判、有人以功利的需要自抬，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对于汪为新而言，水墨永远不会成为往事，帘外的萧瑟或闹热挡不住其精神的往来，因为水墨作为他生命的“本质性表达”，深刻而水乳交融地反映出自己“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以水墨来创作，成为汪为新的“心史”。

我在《艺术心史的隐寓元素及转化》的文章中，曾经就此问题阐述道：支撑艺术家创作的本质动机就是隐秘在作品背后的那些“精神元素”，那是艺术作品的“心”、是作品美学价值的终极体现、是作者“心史”的象征性表达。

于是在汪为新的创作中，水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于是作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在接受者的品头论足背后，作者必须倔强地守护着作品所要表达的“心”。

但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无心之品”！中国传统水墨和文人画的“道统”，在我看来实堪忧虑。

直到我与汪为新的文本“相遇”，我的忧虑才有了倾吐与消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必须将汪为新的文本进行力所能及的阐释，并将这种释读作为我自己的“文字心史”。

从表相上看，在艺术鉴赏中，作品依赖于作者的创作，作者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其作品之“源”，但是，一旦作品作为现世文本成为作者之“在”、并进而启发接受者之“在”，那么作品所要表达的“心”，便成为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增上之缘”，这种“缘”才是联结作者和接受者真正的艺术之“源”。

作品必须是作者的信仰对象、创作必须是信仰过程中的“在路上”状态——如果明白了此点，我们便有了评判艺术品的终极价值标准。那么，汪为新文本的“心史”又是什么？或者说，汪为新的水墨要表达出何种“心史”？在我看来，那就是“庄可入禅、谐可讽世”。

或许有感于当今文人画创作已经无可避免地染上了“媚俗”的习气，这种“软骨病”使汪为新深有所忧，于是他的作品便直截了当地以文人画中最纯粹的水墨形式来表达、以最极致的水墨话语来言说，以最倔强的创作方式来守护传统水墨的尊严，这正是我最欣赏汪为新及其作品的地方。

于是，当你在欣赏汪为新的山水及花鸟系列作品时，既可以看出其水墨的淋漓构筑，又有感于其笔下的不合时宜——在清寂中又略带空灵与孤傲，这种境界，我姑且以“幽峭”来形容之。

“幽峭”是内敛中的放肆、寂寥中的温清、枯淡中的欢喜，正可谓“庄可入禅、谐可讽世”。

所谓“入禅”，是创作者对精神世界的单刀直入，所谓“讽世”，是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天命自居，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必须同时具备“出离而担当”的双重使命。正是这种使命，使汪为新的作品具备了“心史”的文本功能。

我相信每位艺术家在创作时都带有某种“动机”，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其作品时，都有“心”，但是，衡量判断某位作者是“艺术家”还是“匠人”，端在于其如何“发心”。汪为新对创作的严肃态度及对传统水墨的忠诚，以至于到了宁愿使自己的作品有“心”、而甘愿“空”了自己的“心”的地步，也正因为他的不甘于当今文人画的暧昧沉沦，他才成为水墨的禅者和狂者。

禅者的出离易、狂者的担当难。据说子路在一次政变中，被砍成肉酱。然而他临终仍未忘记孔子的教诲“君子死，冠不免”，勉力整理好衣冠，悲壮死去。面对当今画坛的闹热及艺术评论界的嘈杂，我和汪为新在一次深夜聊天后，面对细细品赏检点后的一幅幅待出版的作品，不由得同声感慨：“我是王者！我身虽逝、王冠犹存”。

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