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在朋友家中看到赵跃鹏几幅写意花鸟作品，大为惊讶。说实话，对于年轻的中国画家群落，我一向关注不多，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除了闹腾和起哄外，除了在市场上博取一些利益外，真正潜心研究和创作的年轻画家太少了，而做出成就的更是少之又少。赵跃鹏的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说明他画中潜藏着感动我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予以言表。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了赵跃鹏的其它作品，最初的印象逐渐沉淀为一个基本评价，即：赵跃鹏具有很强的叛逆性，他叛逆的矛头是指向当代潮流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思潮大肆入侵，成了文化领域的主色调，中国画坛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动作，亦均是以“破”带“立”，即使前些年那个人为制造的所谓“新文人画”，也夹杂着许多非驴非马的东西。附带说一句，关于“新文人画”，我写过一篇文章，称它为没有文化的人画的画。据我的经验，画家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缺乏才分，死用功而毫无长进的；二是人很聪明却把聪明用的不是地方，浪费聪明的；三是有天赋，同时也固执己见的。在我的学生时代，曾把徐悲鸿那副对子抄写在墙上：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并不是我故意把自己摆在一个与众人对立的位置上，我只是喜欢自己的观念不受别人侵略。这一点，在赵跃鹏身上也很显著。他画中传达了这样的气息：孤傲、冷僻和奇崛。西方人把人的命运和性格联系起来，中国人则把画品和人品捆扎在一道，如果不是把人品拿来往脸上贴金的话，人品自然是画品的首要基础。然而，有很多让人恶心的家伙非常善于自我吹嘘，鱼目混珠，人品的问题自然变得面目可憎了。我想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科的呼吁：作者死了。其意思是作品是大于作者的。所以，关注画家的作品才是重要的，作品体现了画家最真实的一面。

现在，人们已经不太关注中国画的现状和出路问题，说明事物的发展规律终于解答了自身的谜底。当人们把中国画作为“国粹”顶礼膜拜之时，正是它的危机的根源。任何事物，只要定于一尊，就必然走向自我封闭，最后窒息自我的生命力。我特别反对那种主观上试图捍卫中国文化，却把中国文化当做化石一样对待的做法。说穿了，他们把中国文化看作静态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作动态的过程，因此，动不动就搬出老祖宗的易经八卦、天人合一什么的。我常常看到一些很搞笑的场面：某某名家大谈特谈中国文化与画画的关系，吐沫星子乱飞却不知所云，与画画的实践风马牛不相及。画家的学问不在嘴上，而在笔下，这个道理恐怕不需要多做声明。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郑重指出，中国绘画走向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写意画的兴起和泛滥。姑且不论他的论断是站得住脚，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我们不从写意画的发生看问题，至少可以从它的结果看出问题之一二。写意画的泛滥，是指男女老少都能以样画葫芦弄上几笔，现在的少儿书画展，老干部书画展遍地开花，则是一个缩影。即使是那些名家大家，大笔挥挥，也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写意画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有其历史根源，它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它被滥用不应该视作它本身的罪状。台湾刘国松与我讨论中国画的现状时说，绘画的发展规律是工、写、抽象。我表示反对，我认为绘画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是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封闭走向开放。我对工笔，对写意都不抱成见，它们只是类型不同。回过头说，我之所以被赵跃鹏的画打动，主要原因是，我在他的画中观测到了一种久违的东西，即那种纯正的不放置任何添加剂的气息，它清新和透彻，有一种逼人的纯净。所以，工笔也好，写意也好，类型的不同不是评判高低的标准。当然，就我个人的习惯和爱好而言，我更喜欢赵跃鹏的写意画，因为他的写意画更彻底地表达了他的心境，也更完善地把技巧和品格融为一体。 

古人论画把逸品置为最高，显然是文人理想的形象化投射。文人的最高理想可用大家熟知的那句话概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种理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当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理想早已失落，越达越自私，越穷越下贱，这样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我觉得指责别人是很容易的，从自身做起才是考验。赵跃鹏的经历却比较特殊，他画画的起点颇高，却花了若干年时间窝在皖南研究明清建筑和家具，若干年后又重新握起画笔。俗话说，一个人的经历是他最大的财富，赵跃鹏尽管不象有的画家起早贪、常年累月在画案前劳作，但从他笔端的功夫看，丝毫没有露拙显嫩之处。恰恰相反，赵跃鹏的素养和经历给了人们一种成熟浑厚的感觉，这一方面依赖于他的才分，一方面与他坚持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有关。我把赵跃鹏的画风归于为飘逸一类，因为他的作品空灵透彻，清气逼人。 

我上学的时候，刘海粟先生对我们说，画格以雄浑博大为第一，飘逸潇洒为第二，状物写实为第三。海粟先生一辈子追求雄浑博大，追求张扬的表现力强的东西，故一反古人论调，不以“逸”为然。实际上，不管是哪种排列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荒唐的。我见过很多假雄浑博大，——粗糙的假大空，假飘逸潇洒，——装摸作样的浅薄，假写实，——令人讨厌的匠气。我认为画家的类型不是追求出来的，而是天然的，必然的。现代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某个环境中，个人的心性是决定他未来走向的基础。否则就不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性格和由性格造成的事件。“逸”只是一个说法，并不是评价标准，如果没有众多因素的综合，诸如造型章法，笔墨技巧，对气韵的理解，以及把握画面的能力等等，“逸”便虚无飘渺的代名词。 

这里，我想指出一点，一个画家的才分是最重要的。当然，才分的问题比较模糊，既不能丈量又不可秤重，它是在实践过程中一点点挖掘出来的，而且是因人而异的。古人说，甘罗十二为宰相，姜子牙八十遇文王。意思是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老有所成。一个显著的例子，如果黄宾虹五十岁前去世，我们还能知道这个人吗？对才分的挖掘，情况也是不同，有的人土层浅，一挖便冒，有的人土层深，需用毕生的力气去挖，但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辉煌的结果。以赵跃鹏的年龄，只能说他尚在挖掘的过程当中，但他已经显露出的与众不同的品格让人对他抱有信心。 

我不知道赵跃鹏那个“静寂中的性情中人”的外号来自何处，从他的画里我看到，他有很强的叛逆性。潘天寿称中国画的发展必须保持它的纯粹性，这一点与力推“中西合璧”的林风眠相反。我没有和赵跃鹏谈论过画画问题，但他的画告诉我，他是潘天寿的支持者，当然，他的画法是与潘毫不相干的。赵跃鹏画法的基本脉络来自于“野逸”一路，我指的是他的写意花鸟。赵跃鹏不属于高产画家，他画路较宽，工笔、写意，山水、花鸟、人物，皆有涉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取得的最醒目的成绩是写意花鸟。据我的不浅的阅画经验推断，我看到赵跃鹏作品时，竟然大为惊讶，就说明了一切 。 

文/李小山

200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