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发育和成长在“倚重于理性及礼俗以为治”的文化环境里，文人画家后天修为的重点在于修心养性、成德化质，民间画工后天修为的目的则在于尽其本份、发挥天性。他们中的优秀者可达到“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国文化认为，当人的五质五德表现不能中和时，则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偏性。中国画家由偏兼之性向中和之性的修养和践行，就是以才性的“差别之相”通过化偏去蔽的修为，完成与普遍之性的融合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画家用诗化的意境和流转的笔墨表达“中和之美”的理想境界，就是希望以中国画之美陶养人类的心性、化育人类的才性、提升人类的德性。而这正是中国画家艺术修养内在工夫的显现。今天我们希望传承中国画的艺术之美，首先必须传承中国式“向里用力”的人生态度，使先天才性在后天修为的进学中，为“中和之德”所感化、为“中和之性”所泽润。才能在中国画时代之美的践行中求得“心正而后身修”的艺术素养。

（1）文人画家与民间画工

在谈论传统的中国社会与人生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又说，“一个人时时都需要一种自反的精神，……这是为了自己，亦是为了社会”。中国画发育和成长在“倚重于理性及礼俗以为治”（梁漱溟语）的文化环境里，画家们生活在如《大学》所要求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社会中，作为社会一员，修身是每位成员的首要任务。作为士人，饱读经史子集、修习琴棋书画则是其社会角色的本职要求。加上人类求知向善的本性和中华文化的成德理想，都要求中国画家向内修习相应的学问、储备相应的学养。

在中国古代画家中，绝大一类是士人画家（文人画家），他们或身居庙堂在朝为官；或退隐山林修习宗教。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人伦角色和社会责任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传统儒、道、释思想的长期熏染，使得“吾日三省吾身”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日常功课。这种“向里用力”的工夫不仅培养了他们的文化品格，也造就了他们的艺术境界。文人画家们不单是中国画创作原则的制定者和践行者，也是其它工艺美术作品的主要品评者。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文化智慧使他们曾经对艺术品评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画”的知行合一的创造主角。而另一类人，就是身在民间的画工。他们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远远不如士人，处于“百工之人”的社会阶层。他们对于所从事的壁画、年画、木板画、陶瓷画等等绘画形式往往具有较高的创作天赋，他们通常从父辈那里传承了独家的技术“秘笈”，掌握有十分专业的职业技能。他们后天修为的主要内容除了要培养自己作为“百工之人”的人伦本份之外，天赋才能的发挥和专业技能的修养则是他们“向里用力”的重点。

换句话说，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文人画家后天修为的重点在于修心养性、成德化质。民间画工后天修为的目的在于尽其本份、发挥天性。一般而言，成德化质，可以追求“天地境界”；发挥天性，只可求取“自然境界”。

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人的学养时曾写道：“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礼物。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人顺其自然底发展，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传统中国文化特别看重人的品格修养，在历代的中国画品评中，人品和画品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中国人认为“人品即画品”。所以中国画家“向里用力”的人生，就是希望在“精神的创造”中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但冯友兰先生接着说：“人若为尽伦尽职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是道德行为，其人的境界亦是道德境界。人若为事天赞化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有超道德底意义，其人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所以，中国美术史最优秀作品的行列中并不缺乏来自“民间画工”的创作。

中国式“向里用力”的人生，其求知心说到底是为了追求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冯友兰先生说：“人对于宇宙有完全底觉解是知天，人对于人生有完全底觉解是知性”，“知性，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有一种新意义，此种新意义使其境界为道德境界；知天，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又有一种新意义，此种新意义使其境界为天地境界”。而“知性”与“知天”则是中国文化修养工夫的重要课题。

(2)  普遍才性与道德心性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王阳明先生说：“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这里由“尽心”而能达至“知天”的境界，说明“天道”内在于人心，“知天”的境界是由修养心性中得来的。中国文化认为，每一个存在于世间的个体的“人”，其种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态或姿态，皆有其内在的生存的缘由。而对这些个体“人”的生命人格，做直接的、完全的剖析和品鉴，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所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学问中，一方面是针对“人”的先天才性的认识与品鉴的学问，另一方面是对于“人”的道德心性的认识与提升的学问。品鉴“人”是为了认知人的先天才性；认知人的先天才性则是为了开出后天修心养性的成德之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路数中那些关于人的学问，如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都不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来品鉴之”（牟宗三语）。牟宗三先生认为：“全幅人性的学问是可以分两面进行的：一、是先秦的人性善恶问题：从道德上的善恶观念来论人性；二、是《人物志》所代表的‘才性名理'：这是从美学的观点来对人之才性或情性的种种姿态作品鉴的论述。”又说“以上两幅人性论所合成的对于全幅人性之了悟，是中国学问的主脉，由之以决定中国文化生命之独特。

那么，何为才性呢？荀子说：“生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冯友兰先生说：“我们称逻辑上底性为性，称生物学上底性为才”。中国传统文化以“元气”、“五行”、“阴阳”等学说来解释人的才性，“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人物志》）。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质、形、性、材、能是互为关联而又互为依赖的。当“质”与“性”融合为一时便构成了气质，这就是“材”。而由于质的偏兼，性的拘抗，使气质具有不同的类型，使材具有不同的特点。材有全、有兼、有偏、有依似、有间杂。如：

当质性与五行相配时：“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人物志》）。

当仁、义、礼、智、信五德与五行相匹配时：“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直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也”（《人物志》）。

而当人的五质五德表现不能中和时，则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偏性。

《人物志》是魏初刘劭一部有系统的关于人的才性品鉴的著作，他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为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从传统儒家的观点看来，中和之质是圣人的气质，是人类才性的最高表现。因此，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修心养性的终极境界。换句话说，中和之质是人类的理想才性，偏兼之性才是人类的普遍才性。而儒家所开出的由偏兼之性向中和之性的修养之路和成德之学，则是中国文化“全幅人性的学问”的重点所在。它使人们在品鉴普遍才性的基础上，找到了修养的目标。中医学家樊正伦先生说，“我们说良相治国，良医治病，治国治病从中医理论看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确实是中医治病的根基所在。中医治病的过程是用药性偏性治疗人体偏性的过程”。同理，传统中国画家注重用诗化的意境和流转的笔墨来表达“中和之美”的理想境界，就是希望以中华文化的艺术之美陶养人类的心性，化育人类的才性，提升人类的德性。而对于“中和之美”意境的把握，正是中国画家艺术修养内在工夫的显现。

在当代境遇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普遍才性到道德心性的成德之学，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品读历代中国画家的作品、更好地认识传统中国画家的素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代画理、画论的精髓，进而思考如何改进当代中国画家的素养，将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首先，“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习染”。中国画家由偏兼之性向中和之性的修养和践行，就是在艺术精神的关照下，以才性的“差别之相”通过化偏去蔽的修为，完成与普遍之性的融合和统一的过程。而这一条路不仅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也造就了中国画学的学术高度。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偏兼之性与中和之性的品鉴，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画对于个性与共性的把握，以及对意境追求的情有独钟。因此，也就能更好地品读赵孟頫的“古”、董其昌的“雅”、王原祁的“和”、八大山人的“冷”等等。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在现实状况下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避免对于艺术创新的鼓励演变成为对偏性的过分提倡，从而更好地葆有中国画的和谐品格，传承中国画的独特价值，将不无助益。

其次，牟宗三先生说：“文化之发展即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中国艺术精神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就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做“知天”与“知性”的努力，就是在做使生命“清澈与理性”的学问。而在历代中国画家这里，这一切则具体呈现为对意境的追求和对笔墨的讲究；呈现为对画品的要求和对雅俗的好恶；呈现为对格调的崇尚和对气韵的提倡。而这一切在中国画学的学术范畴里，又衍化为了对于画理、画法的规范。而画理又融情理、物理和为一炉。画法又关涉笔法、墨法的赏析和笔墨纸砚的选择。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蕴含在历代中国画创造与品鉴的学问里，蕴含在历代中国画家的学养里。当今中国画家如何传承这些学问，并使之在新的时代里找到新的契合点，进而衍生出新时代的中国之美，则是对今日中国画家学养的检验。而要做到这一点，却离不开向祖先智慧的学习。

总之，今天我们希望传承中国画的美丽精神，首先必须传承中国式“向里用力”的人生态度，使中国画家的先天才性在后天修为的进学中，为”中和之德”所感化、为”中和之性”所泽润，进而才能在中国画时代之美的践行中求得“心正而后身修”的艺术素养。

何士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