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又说：“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漫漫形成，非从他受。”。中国画独受中国文化滋养，融合了其诸多的文化精华，是“中和之美”的艺术载体。它由中国社会文化培植而成，传承了“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样式。而今，当我们面对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世界时，中国画秉持的中国文化价值，对内可陶养国人的情操，矫正时下审美价值的混乱；对外可彰显其“中和之美”的文化价值，成为中国文化“明明德于天下”（见《大学》）的重要载体。

（一）中和之美的载体

中国画是伴随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孕育和创发、经由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文化先贤的努力实践而漫漫形成的。中国画相比较于世界其它文化体的任何美术样式，具有它“非从他受”的样貌特色和“生态系统”。其形质特征的演进，是中国主流文化在各个时期对于美的“择善”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画是中国之美的载体。同时，因为中国画的母体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熏染，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中国画对于美的“择善”的历程，因而中国画便形成了它艺术精神独歩于世的宇宙观和生命格调。由于中国文化对于主宰“天地运行、四时往来”的“道”有着深切的体悟，中国画一方面向外，将“自然”和“造化”的启示，通过“参天地，赞育化”的“中和之美”明德于世；另一方面则向内通过修养身心，培育回省内照、自得其趣的生命情调，以复现其身心的“本体之明”，从而达到“橙怀观道”的艺术境界。所以，无论就中国画内养其性、外化其德的精神品格而言，还是就其内真其情、外美其形的艺术价值来看，都可以说，中国画是中国艺术精神“中和之美”的物化之躯，因而也是中华文化的“明德之体”。

（二）社会文化的培育

徐复观先生曾说“儒道两家的人性论，虽内容不同，但在把群体涵融于个体之内，因而成已即要求成物的这一点上，却有其相同的性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儒教经典《中庸》开宗明义对于“性”、“道”、“教”由天及人由人及道由道及教的天理伦常所作的阐释，和老子《道德经》有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思想，都是“群体涵融于个体”“成已即要求成物”这一“相同的性格”的文化之源。而将宇宙规律渗化于现实人生，这一点也正是中华文化“非从他受”的哲学根基，这一根基不仅共同培植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礼俗，而且也培植了中国艺术思想的生命情调。而“中和之美”正是这一格调的“天命之性”。其在成就中国画的品性格调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一说：

首先，中国画的形成过程与中国社会儒、道思想的濡染密不可分。“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文化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这里的“中和”即是“中庸”，它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程颐语）的儒学至理。“中和之美”是中庸思想的美学之用，它在落实为艺文修养的功夫时，是循顺天地之道的理，是调和万物之性的德；它在表现人伦情感的悲喜时，是无过和无不及的度，是阴阳合一的道；它在涉及艺术精神的玩索时，是灵光乍现的魂、是音韵节奏的律，也是妙不可言的意。所以，“中和之美”的艺术境界是中国文化独特“宇宙观”的产物，也是孕育中国画之魂的体。

其次，在历史上,中国画的画家队伍以在朝的士大夫和士人们为主。由于“中国旧日社会次序之维持……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梁漱溟先生语）的，所以“读书明理”的士人们受到人们特殊的尊敬，社会地位高居于四民之首。他们虽不事于农工生产，却在启发理智、培植礼俗、引生自力等方面，发挥着社会表率的功用。因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往往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而“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又源自于儒教的“中庸”思想体系，符合古代文士们“修齐治平”和“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思，所以，“中和之美”的艺术思想在中国画的历代演进中得到了不断的发扬。

再者，中国古代的画家队伍中,还有一部分是在野的隐士与高僧。无论是魏晋六朝时期的士人，还是“文人画”鼎盛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士们，在封建社会漫长而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入朝为官，他们或选择隐没山林避世闲居，或选择自足自乐修习宗教，中国书画此时往往成为他们陶冶性情，保持思想纯洁，恢复生命情绪的精神领地。在这里，道家思想似乎主导了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特别注重在中国画的笔墨语境里，体悟气韵的流转、讲究笔法的率真、追求形意的灵动。而以此同时，他们还要在图画气息的开合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语），在生命律动的画意里“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语）。他们追问生命本源，找寻道德平衡的追索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以画为寄的生活方式，既丰满了中国画学的生命活体、成全了中国画学的独立品格，也铸造了中国画学的文化高度。“‘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意念”(李泽厚语)，无论说是“进儒退道”，还是“儒道兼宗”，其实，在中国画家身上，儒道思想早已经修炼成了互补而调和的一体了。“中和之美”的艺术思想，一直是中国画笔墨形成与演进的文化之源。

（三）文化价值的彰显

一百多年来，中国画伴随著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文化大反思运动，为了因应西方物质化浪潮对中国文化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我们努力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对于“格物致知”精神的弘扬不力。在“科学精神”的旗帜下，今日的中国已经培植了理智思维的当代体制，并且使经济基础和物质满足的水平朝着西方列国的方向逐步追赶，可以说，如今我们已经行进在了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之上。

然而，今天当我们面对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世界时，我们看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其生态环境正在一天天变坏。世界各地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关系更加和谐。相反，战争、恐怖、绝望、却仍然充斥着许多角落，物质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列强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正在成为某些冲突的焦点。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有多么伟大的物质进步，也只能改便人类生活的某些片段和结构，却不能取消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根本性的古老道德难题。于是我们想问，在物质保证和文化自强的天平上，如何才能够找到我们物质满足和精神幸福之间的平衡呢？我们如此为之骄傲的中华文化、我们如此珍爱的中国艺术精神，能否给予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呢？于是我们主动想到了调整与“回退”，逐物脚步的调整和精神文化的溯源。调整是为了找到协力前行的步调，在“科学精神”的旗帜下更好地前行；溯源是为了复现中华文化的“本体之明”，在“橙怀观道”的艺术境域里，感悟“三景晦明，四时生杀，风云舒卷，雷雨寒温。”（庄子语）的天道循环、感悟“手捉脚行，目视耳听，心知工拙，凡所施为。”（庄子语）的人本之能，以便“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从而做到老子所说的：“知止不殆”。

宗白桦先生曾写到：“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今天我们深知，不讲“科学精神”，我们不仅将无法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而且人民将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不讲“和谐文化”，我们不仅“科学精神”得不到发展的环境，而且社会秩序将得不到良性的维护、人民生活将得不到和睦的安顿。所幸的是，今日的中国已经把握到了“科学”与“和谐”的关键词，正在探本穷源的回望中，重新获得中华文化智慧的力量，在新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主动进行着新的文化反思与调整。我们相信，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下，如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画自身的建设则刻不容缓。画家群体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当前的浮躁与浅薄，努力在中国画基本画理的探索上追求“致知穷理”；努力在自身学养的修习上把握“意诚心正”；努力在学问传承的次第上做到“知所先后”。果能如此，则中国画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首先，中国画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明德之体”。如前所说，中国文化是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孕育和创发、经由无数文化先贤的努力实践而漫漫形成的，中国画则是这一文化母体所培育起来的精神之花和艺术之果。在历史上，中国画的“中和之美”对于中华文化价值的彰显与传播，对于国人健康人格的陶养与塑造，都曾有过良好的化成之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所倡导的这一文化思想，正是中国艺术精神“中和之美”内涵的写照。将人之生命，弘道于心；将人之心灵，修德于性；将人之境界，践仁于行；将人之动力，游艺于情的“中和之美”，也正是中国画德艺双馨的艺术品性。如今，中国画家们成长在更加开放的中国，当我们面对接锺而至的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当我们面对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西方式炒作所带来的审美价值的混乱时，中国画如果能够继续秉持“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而知止不迁，则有可能以学术的力量矫正社会这一过度的偏差；中国画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结合中国传统道德之美渗化于现实生活，则可以使中国文化通过中国画的形式更深的扎根于现实社会，让“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继续陶养和塑造国人的品性，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使中国画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明德之体。

另外，中国画还可以对人类文明有更大的贡献。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曾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当时所经历的文化反思曾经是从被动开始的。那么，如今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则是主动的和积极的。是我们面对当前世界各国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发展现状所作出的思考。我们感到，中国知识界有义务将中国文化的智慧展现于世界面前，提供人类一种全新的东方宇宙观。我们相信，那些穿越了时空的局限，经历了无数“三景晦明”“四时生杀”的陶练，而今仍然闪烁着光芒的中国智慧，将给人类世界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将有助于人类世界理性思维的生发和道德力量的扩充，因而也将有利于世界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人类文明的均衡发展。同时，面对西方列强对于中国走向富强的某种担忧，中国画所追求的“中和之美”的和谐品格、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内养其性、外化其德的艺术思想，都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和平性格的艺术表征，可以作为中国的文化形象向世人展示。使他们从文化本质上了解中华民族，认识中华文化崇尚和平的性格特征，从而早日觉悟、早日放弃不必要的担忧、早日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人类文明之大幸的真理。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对外形象的塑造上，中国画完全可以担当起国家形象的艺术表率，可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明明德于天下”的重要载体。

何士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