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自创生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其代代相传的独特规律包含有上析“天理”（道德之美），下通“情理”（人伦之美），内辩“事理”（笔墨之美），和外尽“义理”（教化之美）的传统学理。

自古以来中国画有关践行“技”、提炼“理”和升华“道”的论述，以及守住“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时代要求，共同形成了今日中国画学的学术根基和价值标准。而在践行时代责任、回应时代要求的努力中，今日中国画家只有怀着“诚敬”之真心、做“穷理”之功夫，才能迎来“豁然通贯”之学术境界，才能收获中国画“时代之美”的艺术硕果。

（一）中国画的本体规律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见老子《道德经》）。中国画自创生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随顺天命之性，遵循天理之道而发育演生。无论是形而上的“天理”、还是形而下的“事理”，亦或是礼俗教化之“义理”、人情枢机之“情理”，中国画学历经的千年积淀，其理法之思和笔墨之用，都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里，禀其天道而自生，本其根性而自发，缘其因果而自成，合其礼义而自立的。换句话说，中国画从古自今的传承演化，自有其内在的自足规律。而这些规律对上要求承传“继往圣、开来学”的天理；对下则要求契合“与时俱进”的情理；对内则包含有画什么和怎么画的笔墨事理；对外还兼及有陶养人民心性和培植社会礼俗的义理。

《大学》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中国绘画繁荣的几次高峰都是伴随在学理的兴盛之后的。如:魏晋玄理玄学兴盛在前,魏晋人物画觉醒繁荣在后；宋儒理学兴盛在前，宋元复古理论和山水画兴盛在后；明儒心学兴盛在前，明清“南北宗论”和“四王”、“四高僧”山水画兴盛在后。从儒家理学的角度看，做学问的起点在于明理，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致知”为起点的进学顺序,一切功夫皆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因为只有明理才能找到进学成德的“入道之学”。同样，中国画的画道也需要在这一“技道相生”的感悟过程中去蔽存真，寻求生生不息的明德之路。在现存的历代画理画论中，凡是较成系统的论述，无论其作者儒、释、道或各有所宗、抑或诸家兼宗，在他们理法之思的运化里，我们不仅能够赏读到其字里行间的训诂之精和讲说之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时时可以感觉到其文论背后豁然通贯的理性智慧。而正是因为有这一承袭了中华母体文化学理的理性智慧贯穿于中国画学的整个体系之中，使得我们中国画学的文艺之树上早已挂满了累累硕果。例如：早在东晋，我们就收获了顾恺之的人物画和他的“迁想妙得”论；在唐代，我们收获了“画圣”吴道子的人物画和他的“吴带当风”法；在元代，我们收获了赵孟頫的山水画和他的“古意”论；在明代，我们收获了董其昌的山水画和他的“南北宗”论；在清代，我们收获了石涛的山水画和他的“一画”论等等。中国画历代涌现的贤杰画圣、大家宗匠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正是这些先知先觉的大德们“知行合一”的作品和思想，汇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学之势、衍成了中国画学的成物之形、蓄成了中国画学的成德之理、生成了中国画学的成道之性。至此，我们以为，了解中国画学回环相生的“生态系统”，正是我们“格物致知”认识中国画本体规律，进而掌握中国画理、法之用辩证规律的必由之路。

朱子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修学原则，在这里衍成了中国画学代代相传的求道之路，同时也培植了中国画学独特的本体规律。中国画史上大师辈出的事实，已然证明了中国画学这一本体规律的存在价值和学术高度。所以，只要中华文化的根基还在、只要是中国画的根性不变、只要我们还想保有中国画的独立价值，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将来，中国画学将无法完全绕过或者舍去中国画学的传统画理和规律，而能得以健康演进。

然而，古代画论说得好：“法之所存一定而不易，心之所运日出而无穷”。就中国画而言，“不易”的是那些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而今仍然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化法则；“无穷”的是宇宙万物的化合生灭和生生不息的天地人情。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把握“无过和无不及”的理，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法，则是摆在当今中国画家面前的学术课题。

（二）中国画的学术力量

《辞海》在定义何为学术时写道：“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自古以来中国画有关践行“技”、提炼“理”和升华“道”的论述，就是中国画有系统的学问，因而也是今日中国画学的学术根基。换句话说，中国画自成体系的本体规律是我们认识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基本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画的时代标准只是中国画漫长演进中的历史性衍生和阶段性显现。所以，中国画时代标准的规范不仅离不开其本体规律的制约，而且，其进学之道的中正更有赖于学术力量的维护。

在今天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世界语境下，当我们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思索中国画时，我们尤其感到了守护中华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在中西文化砥砺的两端，中国画有条件与中医、传统戏剧等成为东方一端的代表。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面对近百年来西方艺术的强势扩散，中国画首要的任务是守护决不“曲学阿世”的传统品格，以学术的力量护守中国画的“中和”之道，从而寻求复现中华文化“本体之明”的当代进学之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画学的学术力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并以其沿袭了几千年的演进脉络为路径，经由现代的学理思考与艺术实践，建立互动相生的理性学风和学术规制，汇合成中国画在新的历史考验中得以健康演进的动力。而在这里，西方美术只是站在文化的另一端，作为中国画映射自我的借镜而存在，它决不是也不应该是消弱中国画特性的“磨刀石”。中国画和西画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的艺术世界的两级，它们将因为其各自学理的纯粹性而显现其文化价值。

倘若如此，中国画学果能在面对外来学术时，不忘民族的本位；在兼修古今理法时，亦能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之旨归，则中国画将有可能以固本复性的学术趋向矫正当今浮躁的时风，使中国画的时代之美朝着健康的方向提升，而不是顺着不良的积习向下滚转。

（三）中国画的时代之美

如上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画的时代之美是中国画历史演进的当代呈现。如何使中国画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显现其时代的人文价值，则是今日每一位中国画家的历史责任。宗白华先生曾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文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就中国画而言，守住“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是我们今天传承中国画道，找寻中国画时代之美的价值所在。

百年来，中国画在“发展”的旗帜下经历了种种理想化的功能扩充，又在“中西融合”的旗帜下进行了大量新的形式探索。这些扩充和探索都是我们在特定年代所选择的特殊的进学之路，它虽然模糊了中西绘画的界线，却拓展和衍生出了新的画种，使水墨之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共享。然而，就中国画而言，模糊其画种边界不仅使千年积淀的文化智慧难于传承，而且中国画守护中西文化价值两端东方一极的责任也有落空的危机。所以，中国画界必须鼓励有兴趣的一部分人，从笔墨到意境尽可能多的做传承“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学问。在西洋文化强势的今天，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带着“科学”光环的文化术语，正在悄悄改变着中国画的思考方式和言说习惯。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以“构成”、“透视”、“调子”、“块面”、“力度”、“点线面”、“视觉冲击力”等等术语来谈论中国画。而渐渐忘却了“章法”、“布白”、“三远”、“气韵”、“笔法”、“描法”、“意境”、“品格”、“雅俗”、“经营位置”、“起承转合”等等中国画传统用词。另外，千年传承的文房四宝，其精良的制作工艺正在慢慢地失传。原因是，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知识再象“苏、黄、米、蔡”那样对一线作坊提出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了。大部分画家已经不再需要磨墨，我们已经不屑于分清墨汁和磨墨，油烟和漆烟的微妙差别了。更严重的是，我们感兴趣的再也不是笔法的提按与流转，关注的再也不是画面的气韵与品格了。我们在意的是画面的“像与不像”、视觉冲击力的“强与不强”。我们已然忘却了当年在漆与墨之间逐步作出选择的中国画“画道”，转而开始希望拿单薄的宣纸与厚实的油布比塑造之“能”了。我们已经不再能完全读得懂博物馆里的古画了，有时甚至觉得那些古画“小里小气不值一看！”。如此一来，我们努力维护的可能只是“中国画”浅表性的视觉平衡，而失去的却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时代的要求产生时代的责任，时代之美只有在时代责任的践行中才能得以完美的显现。当代中国画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传承中国画的独立审美，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价值，努力复现中国画的“本体之明”，使“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时代情感的感召中代代相传。

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在当代语境下，中国画家要做中华文化之美的传承者，就必须回到创生中国画的文化母体里修养身心、补充元气，寻求祖先智慧的启迪。在析“天理”（道德之美），辩“事理”（笔墨之美），通“情理”（人伦之美），尽“义理”（教化之美）上用功。以新时代的学术力量，学习古代先贤“吾日三省吾身”的品德，对现行的中国画现状做“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反省。并且参照传统的学术次第，构造相应的学术规制，做中国画“固其本、复其性”的学问，才能在践行时代责任、回应时代要求的努力中，收获中国画的“时代之美”。

程子说得好：“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今日中国画家只有怀着“诚敬”之真心、做穷理之功夫、才能迎来豁然通贯之学术境界。

何士扬